循环解释 近年来，具有丰富内涵的合宪性解释越来越受到重视。
最后，采用推定方法认定事实时，应当说明推定启动的原因、反驳的事实和理由，阐释裁断的形成过程。[44]此外颇有特色的是，第七条还对上述(2)、(3)、(4)情形中法官裁量权的行使作了规定：一是应当坚持合法、合理、公正和审慎的原则。
裁判文书说理的重心在于外部证成，法官一方面要符合证据规则来进行事实认定，另一方面又要进行正确的法律适用。主要理由在于：其一，事实—法律(规范)的框架是法律论证的基本框架。裁判依据的公共性体现在，法律规范是由立法者(如全国人大这个民意代表机关)所制定并事先向社会公众公布的。(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换言之，也即是要符合这样一个要求，即法官只许对这样的价值-义务判断作出主张，即当他处在所有相关点均与其作出主张时的情形完全相同的所有其他情形时，他也同样会做出完全相同的主张。
从这个角度讲，《意见》的出台正是为了倒逼这种剧场表演成为真正的以审判为中心、以庭审为中心的有声剧。[30]瑞士学者马斯托拉蒂将这个过程归纳为八个阶段。然而，为时不久后的当下，在公私法的区分还远远没完成，特别是公法原先侵占的私法空间还没有被归还给私法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却不得不又要转而面临和应对公私法融合的世界新潮流带来的新问题和巨大挑战。
[24]行政程序法被应松年称为现代国家规范行政权力基本法的法律。代表人物如德国学者Gowa、Kuchenhoff、Jellinek、Praun、Fleiner和日本学者盐野宏等。原因有三：一是国外鲜有国家采纳这种立法方式，难以找到现成经验加以借鉴，给立法工作带来难题。[10]程洁：《宪政精义：法治下的开放政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9] 政府诚信与政府法治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有很多相通之处。法治政府建设要求政府应当依法、诚实守信地履行人民赋予的职权，将政府诚信贯穿于整个行政活动过程中，在正当目的指导下，以合理、善意方式行使权力，依法且诚信地履行行政职能、从事行政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做到权责一致、言行一致。
法治政府工程建设的过程，也应是构建政府诚信，使政府取信于民的过程。2004年10月，江苏省苏州市在《苏州市建设法治政府行动计划》中提出从现在起到2010年，经过6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而直接适用说更强调诚信原则本身固有的独特属性，分为一般法律原则论和法的本质论。王诚：《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载《行政论坛》2003年第1期。
）但也有学者主张没有必要单独将诚信原则列出，因为它与已确立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和利益信赖原则内涵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合关系。[3]关于政府诚信的内涵，学界目前主要有主要有价值判断说、政治伦理说、政府能力说、信用因素说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类推适用说主张，诚信原则是私法的基本原则，但可以在公法上类推适用。比如，美国、英国等有判例法传统的国家。
另外，在行政主体之间，如各级人民政府之间、各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被授权组织之间也可能涉及到诚实守信的问题，但这属于行政系统内部问题，而不是政府诚信所涉及的范围，本文也不加讨论。诚信原则要求行政立法应当稳妥推进，明确、公开、透明，不能一味追求超前立法或与国际接轨，脱离现有社会的基本道德底限等。
我国政府诚信立法应当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设计出符合我国行政活动规律的政府诚信保护制度，把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置于政府诚信立法框架内，调整行政主体守法诚信之状态，规范行政行为，督促其依法诚信行政。在北大姜明安教授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中明确将诚实信用原则确立为行政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
王瑞、刘彦：《论转型期政府诚信的重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5期。少数行政法律法规在其法律责任篇或其他章节中部分涉及对信息不公开、不作为、渎职、失职、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敲诈勒索、索贿、受贿、参与营利性活动、滥用职权、超越职权、行为违规、不合程序、泄密等政府行政人员违法行为和失信行为的惩戒问题。当前，政府作为管理者的观念已经逐渐得到扭转，政府和公民之间法律地位上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日益呈现出较为平等的状态。二是就某一行政领域进行单独分散立法。不承认任何私法，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向平：《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地方政府诚信缺失及原因分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6期等等。
在笔者看来，一般公众对政府是否诚实守信的普遍看法，属于人们主观意识，在客观上可以谓为政府的公信力，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13] （二）指标评价 政府诚信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需要借助一定的指标对其进行量化评价。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社会对法律存在普遍的不信任、不认可的同时，必然会引发非法律手段的解决机制—无论是政治手段还是诉诸暴力，都将进一步降低社会的信赖、效忠与联属关系，进而由诚信所支持的社会繁荣也将不再出现。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比如，《行政许可法》在行政许可撤销程序方面规定的空白，难以防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中的专断和恣意。李泉、李杰：《权力遏制与重塑我国政府诚信新常态关系论析》，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政府诚信水平的高低与政府工作人员的勤勉程度及其绩效水平应该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李爱华、陈蕾：《地方政府诚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戴伟：《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政府诚信建设创新研究》，载《征信》2014年第4期。[14]有关政府诚信评价指标的研究，参见杨秋菊：《政府诚信评价：基于国际组织比较的视角》，载《行政论坛》2015年第5期。
特别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上应有的基本原则地位远没有确立和巩固，绝大多数行政行为都没有被纳入诚信原则的规范和引导范围内。而限制的手段，光依靠法律是不够的，还要依靠道德，特别是法律化的道德。
联合国《提高政府公信力维也纳宣言》指出：当今提高政府公信力已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
比如，重庆市政府已经制定和出台了《重庆市政府信用管理办法》等。[4]2011年1月，广东省发布的《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2011-2015年)》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初步建成地方立法完善、执法严格高效、司法公正权威、法治气氛良好、社会和谐稳定的法治省。
【中文关键词】 政府诚信。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诚信原则的内涵及其在其他行政领域应用的价值和可行性，在立法上加以确立并加强适用。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反思以往法治政府工程的经验教训，加强政府诚信立法，将法治政府与诚信政府建设结合起来，以法治把权力圈在制度笼子里，以诚信为权力运行提供价值指引，规范行政机关的权力运行，真正让诚信和法治一起成为政府治事理政的基本准则。一是认为政府诚信是作为主体的政府对社会公众的一种诚实不欺、信守诺言的行为。
代表人物如德国学者K. H. Schm itt等。2011年8月，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在《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全面推动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确保到2014年完成《纲要》确定的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任务等等。
同时强化其他单行法律法规对某些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补偿的规定，努力实现有权力就有救济、有损害就有赔偿，平衡形式合法但实质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政府失信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确保政府失信行为的受害者也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和公平合理的赔偿或补偿。【注释】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西南民族法文化中心研究员。
由于涉及对公权力的规范和约束，道德教育的非强制性不足以遏制频发的政府失信行为，政府诚信立法势在必行。比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3条等。
